赵司空 | 民主巩固与挑战：反思“电子民主”及其两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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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司空，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电子民主”创造了新的公共空间，被寄希望于以参与式民主的方式修正代议 制民主的缺陷。但“电子民主”既可能促进民主，也可能带来民主乱象，甚至导致反民主的倾向。不过，当我们反思信息技术本身携带的价值，“电子民主”对主体身份认同的呼应， “电子民主”背后的“面包政治”和“承认政治”的诉求，以及“电子民主”可能为不同形式的民主提供达成共识的可能性时，我们可以期待从长远看，“电子民主”将从积极方面克服现有民主政治的弊端，成为信息时代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及其对民主政治产生影响，20世纪末以来“电子民主”成为西方学术界的热门讨论话题。中国学术界对“电子民主”的讨论则主要始于21世纪，这与本世纪以来互联网技术开始越来越显著地对中国政治生态发生影响有关。作为一种新形式的民主实践，“电子民主”的效应具有两面性，既可能促进民主，也可能带来政治乱象，甚至是反民主的倾向。但“电子民主”作为一种新的实践淡化了关于民主的意识形态之争，为世界上现有的不同民主形式提供了可能形成的共识，例如“电子民主”可能以其参与性和协商性弥补选举式民主的不足，并以此在选举式民主和参与式或协商式民主之间建构起更多的重叠部分，同时也提出了需要共同面对的挑战，例如“电子民主”所带来的政治不确定性和社会混乱是所有政府都必须谨慎对待的。作为正在来临的信息时代的新产物，“电子民主”逐渐成为21世纪政治哲学建构不可回避的话题。
01
什么是“电子民主”
“电子民主”（electronic democracy或简称为e-democracy）顾名思义包含两个维度：一是信息技术的维度，二是民主理念的维度，二者的结合创造出了“电子民主”的新型民主实践形态。不过“电子民主”并不是这种新型民主实践形态的唯一表达，“数字民主”（digital democracy)、“赛博民主”（cyber-democracy）和“远程民主”（teledemocracy）等都是广义的“电子民主”。实际上，学术界对“电子民主”并没有一个明确界定，但毫无疑问，信息通讯技术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例如新的公共空间和政治参与等是“电子民主”的关键。
巴里·海格和布瑞恩·洛德使用的是“数字民主”。他们认为“数字民主”指相当广泛的“技术应用，包括电视转播的‘人民议会’或公民陪审团，通过电子邮件进入电子讨论组和公共信息亭”。大卫·Ｆ·Ｊ·坎贝尔使用的是 “赛博民主”，他强调“赛博民主”以IT技术为基础设施和公共空间来和民主发生关联，而IT技术 “有助于创造公共空间的新形式和新质量” 。查德威克则引用英国汉萨德学会的定义，指出“电子民主”与拓宽政治参与的努力有关，其方式是“通过新信息和交流技术使公民 之间、公民和代表之间相互联系” 。本杰明·巴伯则指出，“电子民主”是一种新型民主，“在时间和空间上允许规模广大的集会”，其作用在于“预示直接民主和协商民主的新的可能性”。史蒂文·克里夫特从两方面来描述“电子民主”：一方面“电子民主” 描述的不是未来的状态，而是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即现有的民主形式与信息网络技术的结合，以促进“‘民主’参与” ；另一方面“电子民主”为公民和组织创建在线公共空间，即“创建一个公共表达、意见发展和责任制的场所”，使“观点、日程、个性、利益和信念可以动态地融合在一起”。
从以上定义我们可以看出“电子民主”的内涵主要包括三方面要素：其一，公共空间，即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公共空间，包括应用于已有公共空间和创造出新的公共空间。其二，交流，即公共空间是重要的交流平台，包括三个层面的交流：首先是日常生活层面的交流，主要是对具体事务的交流。其次是经济层面的交流，包括公民和经济组织之间的交流。再次是政治层面的交流，包括公民 之间、公民和代表之间，以及公民和政府之间的交流。这三种交流并不是完全割裂开来的，日常生活问题和经济问题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政治问题，从形式上来说，关于生活和经济问题的平等与公开的交流正体现了民主的含义。换言之，民主并不局限于对政治问题本身的讨论，它也包含讨论的形式。其三，直接民主或协商民主，即信息技术预示了公民直接参与政治或协商参与政治的可能性，即“电子民主”主要体现为参与式民主或协商式民主。如果说“电子民主”通过扩大公共商谈空间而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古希腊城邦政治所体现的直接民主的要素，那么资本主义发展所区分开的国家／政治－社会／经济的二分，则又被“电子民主”混合起来了，因为“电子民主”使人们参与政治讨论和政治实践的门槛大大降低。然而，“电子民主”所带来的直接民主与城邦政治的直接民 主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规模巨大，任何一个“电子民主”讨论的议题都可能变成全国性，甚至全球性的，其影响也变得难以预测和操控。城邦政治的直接民主参与所具有的有序性、可控性和可预测性在“电子民主”中荡然无存。
“电子民主”实践：一把双刃剑
02
“电子民主”在兴起之初是被寄予扩大民主参与，提高民主质量的厚望的，如马修·辛德曼所指出的，“希望网络扩大公共领域，提升观点讨论的范围和公民参与的数量” 。具体而言，“电子民主”被寄予的厚望主要体现为弥补代议制民主的缺陷。由于直接的参与式民主适应的范围有限，即对于小的城邦、城镇适用，但对于人数更多的、更广大的地区则具有很大局限，所以现代民主主要采用的是代议制民主。罗伯特·达尔认为，代议制民主“附着了一个非民主的过程：政治精英和官僚精英之间的讨价还价”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对代议制民主的批判越来越多。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便是对代议制民主的一个批判和修正。哈贝马斯强调“辩论（Argument）的共识” ，指出“公共辩论和协商是合理意愿形成的适当媒介” 。“随着电子传媒的兴起，广告获得了新的意义，娱乐和信息的不断交融，所有领域趋于集中化，以及自由主义协会和一目了然的地区公共领域的瓦解，公共领域的基本结构又一次发生了转型。” 哈贝马斯已经注意到了电子传媒对公共领域的影响，而信息技术在20世纪末以来的突飞猛进，更是加速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商谈和协商借助互联网平台使新的民主形式成为可能，被许多学者称为“电子民主”的民主新形态被看作是弥补代议制民主缺陷的选择。
最早的“电子民主”实践，即明尼苏达州的“电子民主”实践，正是在这种政治厚望中展开的。明尼苏达州“电子民主”项目的发起者史蒂文·克里夫特在1996年所做的数字民主报告中指出，明尼苏达州政府信息访问委员会是由明尼苏达州立法机构于1994年创建的，其目的是提升公众对政府信息的访问，由此通过使用信息技术提升民主过程；通过使用信息技术使政府变得更加高效和负责。安德鲁·查德威克对此项目做了专门的介绍和分析。他指出，明尼苏达州的“电子民主”项目主要讨论对本州有影响的议题，“通过有效的与有意义的在线讨论和对公共议题的双向信息交流，而强化、扩大和多样化公民参与；提升对民主信息资源的使用和关切， 这些信息包括告知公民关于选举、治理、媒体和公共事务，从而帮助人们适应公共挑战；建立并保持独特的以公民为基础的‘电子民主’模式，以使活跃的公民在任何地方都能参加和参与，从而在社区和国家的治理与公共生活方面，改善公民参与的效果”。
明尼苏达州的“电子民主”项目是政府有计划地为更大范围的民主参与搭建信息平台，其讨论的议题、影响的范围、实施的效果都可以做出数字化的评估。与城邦政治的直接民主相比较，明尼苏达州的“电子民主”项目搭建了一个虚拟的辩论广场以替代真实的辩论广场，为观点的交流提供了更便捷的途径，也为更广大民众的声音提供了发表的平台。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子民主”的确在 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代议制民主的缺陷，打破了政治的精英性、保守性和封闭性。
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尤其是网络社交媒体，例如“脸书”和“推特”
普及率的增加，“电子民主”早就突破了计划性阶段而进入到了自发性阶段，其规模也由地方性扩大到了全国性甚至全球性，其后果也越来越具有不可控性。用一个比喻，我们可以说“电 子民主”被磨砺成了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它可能对专制独裁政府具有摧枯拉朽的功能，但也可能毁灭循序渐进的民主化进程的成果。“阿拉伯之春”是验证“电子民主”这把双刃剑的实例。
罗伯特·泽维尔和大卫·坎贝尔分析了“电子民主”在“阿拉伯之春”中发挥的作用。他们指出，根据“互联网世界统计”的数据，2012年12月31日， 中东地区“脸书”的使用者数量是2380万，占这一地区网络使用者的10.6％。根据“阿拉伯媒体报道”的数据，2012年2月，全球“推特”使用者是５亿，一周推送20亿条消息。 2012年６月，阿拉伯世界的“推特”使用者是200万，平均每天推送575万条消息。YouTube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交媒体。YouTube的用户也快速增长。在中东地区，每天有１亿6700万个视频观 看，仅落后于美国。 此外，博客也在“阿拉伯之春”中起了重要作用。阿拉伯世界的博客首次出现 在2005年，受到伊朗博客快速扩大的影响，埃及成为博客世界的阿拉伯领导者。和埃及一样，伊朗也有卫星电视革命。尽管政府试图控制卫星电视，但后来他们放弃了这些努力。
毫无疑问，“脸书”、“推特”和博客改变了中东地区人们的民主参与形式，为直接民主参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和空间，然而，除了推翻当时的当权政府之外，“电子民主”在中东地区的积极作用远远不能弥补其导致的政治乱象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03
民主还是反民主
显然，明尼苏达州“电子民主”实践的影响远没有“阿拉伯之春”的影响大。从消极面来看，“电子民主”可能从四个方面导致反民主。第一，“电子民主”本身可能带来政治混乱，并打破正常的民主化进程，甚至破坏已有的民主建制。第二，“电子民主”的消极后果可能促使国家政府采取更加有力的控制措施，从而压缩民主参与的空间。第三，“电子民主”的直接参与空间可能被某种权力利用以达到其私人目的，甚至催生出“后真相”的政治。第四，尽管“电子民主”是基于一种信息共享的理念，然而信息专制的威胁仍然存在，并导致反民主的趋势。
关于第一点，“阿拉伯之春”便是最好的例证。在“阿拉伯之春”的过程中，“电子民主”发挥了空前的作用，然而并没有带来所预期的民主后果，相反却是政治动乱。关于第二点，“电子民主”的悲观主义者早就指出这一问题，“现有的政治掮客经常能够通过互联网巩固其已有地位，成功地削减了新的竞争对手的出现。而在国际范围内来看，没有证据表明互联网造成了权力扩散。例如，在威权国家中，他们认识到了信息自由流动会有助于民主传播从而攻击其现有体制，因此，他们就像利用限制使用电信设备或关闭网络空间的手段一样，利用内容过滤和网站封锁技术的手段来抵消互联网的新作用。”中国也有学者持类似观点，认为互联网的发展带来的是更强有力的控制。还有学者指出，“政府对互联网的功能具有极强的适应性，并进行主动把握使得信息资源难以转化为相应的政治行为”。
关于第三点，我们看到近两年来“后真相”的政治变成了网络热词。《华盛顿邮报》指出，“词典将‘后真相’定义为‘指这种情况，或与这种情况相关，即在塑造舆论时客观事实没有对情绪和个人信念的诉求影响力大。’” 《人民日报》也指出，“‘后真相’是指一些人为了自身利益，无视客观事实，盲目迎合受众的情绪心理，使用断言、猜测、感觉等表达方式，强化、极化某种特定观点，攻讦抹黑对手，或博取眼球效应和支持率” 。
“后真相”政治是“电子民主”的变种，在这里，信息技术以一种更加隐蔽的方式被权力所操纵，但这与传统的政治权力对技术的介入又不完全相同。当信息技术刚在美国兴起的时候，美国国防部看到了信息技术的重大冲击力，并且出资支持电子制造研发工作，其他很多国家也介入到了信息技术的开发中来。曼纽尔·卡斯特看到了技术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并指出，这是“两股相对自主的趋势之间的互动：新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旧社会尝试利用技术的力量来为权力的技术服务，以便重新自我调整” 。因此，他说：“不论是美国或全世界，国家才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动者，而不是车库里的企业家。” 但“后真相”政治的权力操纵却更 直接地以短期的权力利益为目标，例如为了赢得美国大选，背后缺乏长期的政治规划，而且缺乏价值理念作为权力的支撑。不仅如此，“后真相”政治的权力操纵更具隐蔽性，其表面形式体现为自由与民主，尤其是民意的自由表达，造成的假象是民意似乎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你的”选票是重要的。然而，“后真相”政治的悖论就在于，“你的”选票可能违背“你的”意愿。例如英国脱欧造成的政 治尴尬就在于，当选民用自己的选票决定了脱欧之后，却被这个结果所震惊。
在“后真相”政治中，信息技术所创造出来的公共空间被权力所操控，但这并不说明公共空间本身没有意义，而是揭示出公共空间必须与理性的商谈相结合才可能推动并巩固民主。“后真相”的政治正是缺乏了理性商谈这个关键的民主环节。然而，理性商谈如何介入“电子民主”实践，这才是真正的困难所在，如果不能保证理性商谈与扩大的公共空间的结合，“电子民主”滑向反民主则难以避免。我们可能怀有的希望是，通过对“后真相”政治所带来的结果的反思，人们可能会在怀疑中保持清醒和理性，甚至在自我反思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理性商谈的要求。
如果说“后真相”政治的反民主威胁可能通过人们的怀疑和理性反思被遏制，那么信息专制所导致的反民主倾向则比“后真相”政治的反民主威胁更加根深蒂固和难以克服。这就涉及到了第四点，即信息专制的威胁。
丹尼尔·贝尔在分析后工业社会时指出，后工业社会带来了社会结构的重大变 化，即从劳动价值论转变到知识价值论，从私有制中轴转变到理论知识中轴。“后工业社会的特点并不在劳动价值论，而在知识价值论。”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中轴体制是私人所有制，在后工业社会里，中轴体制是理论知识的中心地位。” 而知识的本性在于共享。一方面，作为知识的一种，信息技术具有普通知识所具有的开放性与公益性特征，另一方面，信息技术本身的特殊性扩大了免费知识的范围，互联网提供的可免费分享的知识可能比之前几百年内可以获取的知识还要多。然而，尽管网络普及率越来越高，知识的获取越来越容易，但信息技术的核心却并不被大众所掌握。相反，信息技术越普及，技术核心离大众越远，普通大众越来越被淹没在浩瀚的数据海洋中，更甚者，如同尼古拉斯·卡尔所警告我们的，即互联网的碎片化阅读方式正在改变我们的阅读习惯和思维方式，正在以一种浅薄的方式重组我们的大脑，“重新安排我们大脑的神经回路”，而被改变后的神经回路是不可逆的。以此推之，“电子民主”的主体最后会演变为一群没有系统阅读能力和深入思考能力的浅薄之辈吗？尽管尼古拉斯·卡尔的警告还有待考证和观察，但信息时代的核心技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趋势并没有得到缓解。于是，便有了技术专家治国的观点，很多技术决定论者对此抱有信心。不过，丹尼尔·贝尔却认为，“无论技术社会进程如何，重大的社会转折点都表现为政治的形式。最终掌握权力的不是科技治国论者，而是政治家” 。可见，掌握知识与占有知识是有区别的，占有知识的人才是真正拥有权力的人，政治家可以通过占有专家而占有知识。所以，拥有权力的不一定是掌握了信息技术的知识分子，而一定是占有了信息技术的政治家。尽管知识的本性是共享，但对知识的占有却是排他的。知识产权法正是对知识占有的一种保护。法律作为上层建筑，作为社会组织架构的重要部分，是政治权力与技术合作的重要方式。
除了知识共享与占有的矛盾之外，信息过滤与监管也约束着民主的限度。凯斯·桑斯坦就曾经做出过分析，“电子民主”的效应可能并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那么乐观，因为首先网络会对信息进行过滤，这种过滤可能出于政治的考虑，或者出于经济的考虑，总而言之人们无法获取最多元和最全面的信息。其次，这种过滤也可能来自“电子民主”参与者自身的兴趣选择，即具有相同政治兴趣和观点的人会集中在一起，并将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屏蔽在外，由此并不能形成真正的不同观点之间的互动。“因特网是有害于民主的，因为它减少了人们的共享经验，并产生了这样的情况即人们由此生活在他们自己意图的回音室中。
尽管信息技术作为知识具有共享的本性，但考虑到技术与权力，以及信息过滤的外部压缩，加上民主参与者自身的内部收缩，会不会扭转民主化进程呢？这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反思“电子民主”
04
尽管“电子民主”不尽完善，但它却是信息时代不可回避的民主实践，我们只能在克服其负面性的过程中发展“电子民主”。事实上，“电子民主”也的确为信息时代的民主政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并为不同的民主形式提供了达成更多共识的可能性。
首先，信息技术本身携带的价值使得“电子民主”的出现既不可避免，又具有重要意义。查德威 克引用克里斯托弗·梅的观点，指出很多阐释都认为信息技术“内嵌着像自由、共同体、平等、利他主义和民主等价值”。查德威克自己也认为，互联网有八个方面的政治意义，即去中心化、参与、社团、全球化、后工业化、理性主义、治理和自由主义。其中，前三个主体与电子民主关系密切，去中心化是政治权力转移的方向，它不仅意味着政权权力从中心向四周的扩散，更意味着权力从上层向下层的扩散。而参与和社团则是民主的实践，借助于信息技术便是“电子民主”的实践。用查德威克的话来说，以上关于民主的主题是围绕着政治松绑而展开的，理性主义则“强调互联网在产生新的、更有效的社会控制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治理则拓宽了政治的含义，不再局限于权力斗争，“治理的研究路径的主要优势是意识到了网络、互动和参与，正越来越成为当代政治的重要特征”。曼纽尔·卡斯特也指出，信息技术总是携带着价值。他分析了信息技术在美国发展的历程，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主要是在加州，一群科学家推动了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引发了制度、经济和文化的变化。到了80年代，信息技术的作用更加明显，例如引起了80年代解除管制和自由化运动。
尽管有社会决定论者认为技术是中立的，信息技术并没有特别之处，“社会决定论者认为，互联网没有特别之处或新颖之处……技术是像交通、健康或农业一样的另一个政策领域”，但信息技术对政治的影响却是不可否认的。技术决定论者肯定信息技术本身携带着价值，例如自由、平等、民主等，这些价值推动了“电子民主”的发展。就是对于社会决定论者而言，也不可否认信息技术所带来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的变化。
其次，“电子民主”呼应了主体认同的转变。我们将主体认同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血缘认同、经济认同和身份认同。血缘认同是农业社会的主要认同模式，它以血缘为中轴，建构起亲疏远近的关系，人们在这些关系中找到自己的社会位置。在这种关系结构中，尽管个体的自由感有所缺乏，但安全感却很高。经济认同是工业社会的主要认同模式。对经济认同最经典的表述来自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即阶级是根据人们在生产关系中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来划分的。阶级关系与阶级身份同样具有确定性，这种确定性由生产资料的占有与否来决定。身份认同则发生在丹尼尔·贝尔所称之为的“后工业社会”中。信息技术加速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并且以“信息技术”定义了“后工业社会”的内涵，取代了模糊的“后”的概念。
身份认同打破了血缘认同和经济认同的固定性和确定性。在血缘认同和经济认同中，个体处于严格的结构框架之中，个体的身份是由结构框架赋予的。例如，在血缘认同中，个体作为父母子女等角色存在，其价值也由其所承担的角色所赋予。脱离了这种角色，个体就沦为虚无，其存在的价值也随之消失。在经济认同中，个体作为无产者或者有产者而存在，无产者试图突破其无产阶级 的身份，跨越到有产阶级的行列，而有产者则尽力固守其阶级地位，防止无产阶级的占领。因此，阶级的关系是冲突的关系。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冲击，原有的固定社会结构被打破，谁拥有新的信息技术，谁就拥有了新的身份。
值得强调的是，信息技术所带来的改变，不仅是对信息技术的所有者而言的，而且也是对信息技术的消费者而言的。在互联网世界，个体突破了固有的社会结构框架，实现了身份意义上的一次解放。例如在社交媒体中，每个人都具有相同的发言权，不论你是父亲还是儿子，是领导还是百姓，是富人还是穷人。血缘认同和经济认同中残留的等级秩序在网络世界中被彻底击溃。不仅如此， 在等级秩序中处于较低位置的年轻人，往往可以更加熟练地使用信息技术，并在网络世界中具有更多的发言权，并以此彻底颠覆了传统认同中的等级秩序，形成了新的身份认同。这种新的身份认同显然是以知识作为中介的，而由于网络技术的普及，知识的获取变得更加便捷和廉价，这将进一步推进社会认同的变化。与此同时，新的身份认同意识也在形成和加强，年轻人不再将社会等级秩序看作是理所应当的。当他们的意识从固定的社会框架中解放出来之后，他们成为可以自由组合的原子。这些“原子”成为“电子民主”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次，“电子民主”背后的诉求必须得到尊重。我们从两个方面来分析这种诉求，一方面是“面包政治”，另一方面是“承认政治”。通过对“阿拉伯之春”的分析，罗伯特·泽维尔和大卫·坎贝尔认为，技术并不是“阿拉伯之春”的唯一原因，“尽管技术在协调该地区的大众抗议活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它并不是阿拉伯之春的唯一原因” 。相反，人们上街和反抗背后的现实更具有决定性的地位，构成了“电子民主”革命背后的基础。简言之，“这些革命的基础主要是‘面包政治’。经济冲突是抗议意愿的基石” 。其实，不论“面包政治”是否是“阿拉伯之春”背后的 决定性因素，“电子民主”本身是达成其他目的的手段这一点被指出来了，因此也限制了人们对“电子民主”作用的过于浪漫化的憧憬。与此同时，身份政治进一步解放了主体，具有身份认同的主体不可能仅仅停留于“面包政治”，而且也在寻求“承认政治”。“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近年来发生在欧洲国家的社会抗议运动，除了具有广泛运用网络进行动员的特征之外，还有一点吸引了政治理论家的注意，那就是这些新社会运动往往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尽管有对金融高管的控诉，有对高昂电费的不满，有对新任命的某个部长的愤怒，有对转基因食物的谴责。这些没有明确政治目的的社会抗议运动，通过互联网往往能组织起颇为可观的规模，通过线上与线下抗议，可能颇具声势。寻求被承认，往往是这些看似没有明确政治目的的社会抗议运动的潜台词。代议制民主所具有的精英政治特征，使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感觉到自己什么都不是，即便是一人一票的选举，或者因为选举人之间没有实质性的区别，或者因为“后真相”政治所导致的政治虚无感，也无法使普通大众体会到自己的存在价值。“电子民主”则为寻求自我存在感的个体提供了平台。精英政治框架下的无名之辈，依托“电子民主”找到了发声并让自己的声音被倾听的机会。当我们分析近年来发生的新社会运动时，更多地看到的是没有明确的政治诉求，却很少关心在场的人性诉求。化解“电子民主”的潜在破坏性威胁，除了思考“面包政治”，还应该思考“承认政治”，除了关心政治，还应该关心人。如果能从这个思路入手应对“电子民主”的挑战，或许可以很大程度地减少“电子民主”的破坏性。
最后，我们应该看到“电子民主”为不同形式的民主提供了达成共识的可能性。“电子民主”作为一种新的民主实践，淡化了民主的意识形态特征，为不同民主形式之间的互补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要素。例如贤能政治中对民意的“倾听”可以弥补竞争性选举政治中的精英主导倾向，而后者对多元意识的宽容又可以平衡前者对主导意识的过度强调。当然，不同民主形式之间的共识也可能发生在消极层面，例如由于对新社会抗议运动的恐惧而加强管控，从而使原本开放的政府变得保守，使原本就保守的政府更趋保守。如果消极层面的共识成为主流，那么在精英和大众之间将会形成更大的鸿沟，但是这种状况并不能持久，因为过大的鸿沟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冲突，一旦冲突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内爆，即便有的政府不愿意主动避免这种内爆局面，那么内爆后的鸿沟也会被暂时消除。而我们也可以合理地推测，很多政府都会主动避免激化冲突。如此一来，“电子民主”所激起的共识就不可能只局限于消极的管控，可能也会有积极的疏导。政府主动搭建信息平台以便更好地获得民意，将会成为越来越多的政府的共识。
因此，我们认为尽管“电子民主”实践具有两面性，可能推动民主化进程，也可能导致反民主倾向，但从长远来看，“电子民主”将从积极方面克服现有民主政治的弊端，成为信息时代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
责任编辑：陈鑫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原文有所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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